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国“十三五”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是从党的十八大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和高度而凝练出的一种全新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其内涵博大精深。笔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内涵是富民强国兴党，这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最大目标、最大任务、最大要求，与“四个全面”每一个战略布局相对应；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全面发展，最高的追求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一脉相承；方法是“一体三翼”策略，体现了“联系、发展和全面”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结晶；要义是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最新科学社会主义观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的总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架起中国发展的总纲领。
一、历史阶段性与时代发展性的辩证统一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特质是遵循历史发展方向、沿着历史进步逻辑前行，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和时代发展性的辩证统一，每一个全面都有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时间维度，展现出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的进步和繁荣发展的轨迹。
彰显了当代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与现实中国发展的有机统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民群众对历史任务进行选择的过程，也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脉络看，每一个时代都有重大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历史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以求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求民族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是最大的历史任务，为此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在前一个阶段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后半程。在这个阶段，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新性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系统思维、整体推进的把握上对治国理政的方略赋予了更为全面的内涵和更为全面的定位。“四个全面”是依据不同时期基本国情的内涵变化，及时作出的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战略性调整，顺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规律，是解决现实中国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要求，契合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展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经验与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的新成果的有机统一。党执政的实践表明，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奋斗、锐意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是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历史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站在新的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架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纵览世界风云变化“大棋局”，审视国内改革发展基本面，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既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总结，也是在科学把握人类文明发展大趋势基础上的新成果、新论断。它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既适合中国国情，明确了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总框架、总抓手，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提供了基本遵循，又适应世界潮流，使国家发展的目标与取向、国家治理的理念与方式、政党建设的方式与途径，更接近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发展方略，为解决当今世界性难题、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二、内在逻辑性与理论体系性的辩证统一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内在逻辑性强；“四个全面”理论体系高度概括出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发展动力与政府治理、制度建设与党的建设、中国现代化与中国道路、“总布局”与“总方略”相统一的理论形态。
从系统性看，明晰了中国发展的新逻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我们党历史上首次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了全面发展的逻辑体系，这是党在全面发展上的一大创造。纳入“总指导”。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纳入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有了直接指导准则，同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探索性指导经验。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系统性新的目标要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是在以往目标要求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完善和调整深化。体现“总方略”。“四个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布局，构成一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战略体系，把各方面制度推向成熟和定型，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飞跃。它集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目标导向、全面的战略举措、高度的责任担当于一体，既是科学的指导方略，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方法、新路径。作为“总抓手”。“四个全面”展示中国未来图景的战略主线，突出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鲜明的时代性和生动的实践性，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部工作的根本遵循，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战略抓手，是经济新常态下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稳定增长、协调发展的“压舱石”。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发的列车，那么改革就是发动机，法治就是稳压器，党的领导就是火车头，体现了一个战略目标与三个战略举措即“一体三翼”的和谐统一，是一个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和有机整体，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逻辑。
从规律性看，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新内涵。“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和关键的时间节点产生的，是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怎样建设国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思想脉络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于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整个过程，邓小平理论形成并贯穿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中国改革进入全新而关键阶段产生的全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创造、新结晶，三者作为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的共同性和继承性，又与时俱进，具有发展性和创新性。“四个全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化的把握，对于掌握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有了更加全面的提高，对于驾驭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有了新突破，对于把握执政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赋予了深邃的内涵。它把社会主义从昨天到今天再到明天的由低到高发展的经验性的东西，上升总结为规律性的东西，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方法论看，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我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走来，要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去，需要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拓党治国理政的新方式，加快人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法治现代化和党的建设现代化进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解决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巴黎公社实践，没有遇到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大范围的现代治理问题；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探索，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我们党执政后继续探索这个问题，取得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在国家治理体系上还没有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现代制度。“四个全面”体现了全局、战略、创新、系统、辩证的思维，不仅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制度弊端，而且着眼未来作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代制度安排；不仅厘清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核心，而且架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的基本方略。这是从制度领导到制度治理、从特殊论走向规则论、从物质文明走向制度文明的必由之路，让制度聪明起来、公正起来、执行起来，让法治神圣起来，让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起来！
三、现实逻辑性与未来逻辑性的辩证统一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和缜密的现实逻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彰显出攻坚克难的独特品质。它体现着清晰的未来逻辑，从时代变革的大趋势中把握未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纲领。
现实逻辑与未来逻辑相互衔接。一个理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解决这个时代的现实难题。“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它是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解决问题、化解挑战、攻坚克难的新法宝，不仅有攻坚克难的现实品格，而且着眼于解决中国未来发展的时代难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如何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如何缩小，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利益固化的藩篱如何突破，反腐败斗争如何深入，外部挑战如何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如何破解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解决现实问题与未来问题统一起来和衔接起来，不仅理论指导上更加清晰，而且实际操作上找到了实现的目标、路径和措施，展现出现实的品格魅力与未来的逻辑力量相互融合、相得益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光芒。
现实逻辑与未来逻辑相互激荡。“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在阔步迈向“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伟大进程中，不可能直线前进，其间各种坎坷与艰辛、干扰与困难、考验与挑战，在不同阶段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时起时伏，都可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出现一定的“迂回”情形。从“摸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反腐倡廉到简政放权，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从化解产能过剩到供给侧改革，从“新四化”到“五个现代化”，从不平衡发展到“五大发展理念”……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成型和定型，简要地讲就是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走向制度文明，从全面小康社会走向基本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在现实逻辑与未来逻辑相互激荡中完善发展。十八大以来的成功实践，使我们看到了“四个全面”具有“压舱石”和“定盘星”的重要作用：中国道路自信的定力前所未有，民族振兴的担当前所未有，深化改革的广度前所未有，依法治国的高度前所未有，反腐肃贪的力度前所未有，大国外交的成效前所未有。这将为当代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更高级阶段开辟了新天地，实现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彰显出思想又一次大解放，全方位改革的历史坐标更加清晰；道路又一次大拓展，中国道路在历史进程中更加宽广；理论体系又一次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更加多彩；制度文明又一次大提升，制度体系在改革创新中更加成熟，必将在更加壮阔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展现出它的理论魅力和领航威力。
（文章来源：《群众》）
